代表、委员给本市大气污染“把脉” PM2.5何时从“播报”变“预报”

来源：上海法治报     日期：2013-01-29     作者：翟珺 王川    阅读：3,931次

1月14日，四级中度污染； 15日、 18日、 19日、 21日、 22日三级轻度污染； 16日、 23日五级重度污染……

进入冬季，上海空气污染持续性表现为中度或重度污染。尽管近两日本市空气状况有所好转，但是，此前的连日阴霾让全社会关注污染防治的目光久久不散。在今年的上海 “两会”上，如何做好空气的污染防治成了代表和委员的一大热议焦点。在分组审议上 “抢”发言，会议间歇 “荐”议案，盯准政府部门 “问”对策……代表、委员们 “铆牢”这一话题，积极探寻着防治之道。

立法保障亟待落地

市人大代表厉明今年专门就空气污染问题向大会递交了一份议案，指出空气污染既是 “天灾”，但更多的是 “人祸”。

然而，目前的法律却过于原则，亟待配套细化的地方法规。厉明告诉记者，目前，上海对于治理大气污染所依据的主要法律规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但其中鲜有可以直接操作的条文，使得治理大气污染工作处于“有法难依”的窘境。 “因此，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让大气污染防治法落地，势在必行”。

“这样的地方立法，应当细一些，再细一些。”在这份名为 《空气治污应法制化，建议制定大气污染防治地方细则》的议案中，记者注意到，针对工业废气排放、扬尘污染、车辆尾气控制的立法规范，厉明都一一提出了建议。

此外，他还指出，由于大气污染种类众多，存在于不同的专业领域，还需要不同政府职能部门进行联合监督。

细化了规定，相关违法主体的法律责任也应定得明确些。 “没有法律责任，法律引导和市场监督管理就不存在任何意义。”厉明说。

污染检测要变播报为预报

上海当前面临的PM2.5污染极具挑战性，因为它是一种复合型的污染：既有直接形成的一次颗粒物，又有化合而来的二次颗粒物；既有本地排放的，又有异地飘来的；可能来自交通、燃煤、工业、建筑以及餐饮、秸秆燃烧等多方面……市政协常清委员在今年递交的提案中分析了本市PM2.5的构成， “防治PM2.5的前提是查清它的来源与构成，否则只会事倍功半，甚至会出现反效果。”

怎样才能摸清PM2.5的老底？在今年的两会议案中，一份 《建设本市大气污染超级监测站，提升污染预警防控能力》的议案令人眼前一亮。

何为超级监测站？议案的领衔代表杨新告诉记者，超级监测站可以针对大气污染的全过程进行监测，站内配备先进的在线监测技术和研究人员，开展高污染的快速诊断及预警，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大气污染防控治理。

杨新告诉记者，目前本市对于大气污染防治重视程度较以往而言提高了不少。 “五年前，有人问我，做大气污染研究孤不孤独？那会儿确实有点孤独，”杨新笑道，“可五年后，咨询大气污染问题的电话经常打爆我的手机。”

目前常规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已基本覆盖全市各区县，监测项目包括PM10、 PM2.5、二氧化硫等等，已经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污染的总体状况和浓度水平。

但这还不够。 “当前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的成因、来源极为复杂，仅检测常规污染物的浓度水平，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污染成因并进一步追踪污染来源。”

杨新指出，就本市目前情况而言，建超级站其实不难，而建成之后的好处颇多，首当其冲的就是能为 “污染预警”提供支撑平台，同时，他也建议，将空气质量的预警和预报提前24-48小时告知公众。

常清也指出，虽然本市关于PM2.5的监测点从4个增加到了24个，但依然没有实现全市覆盖和事先预报，将预报做得更提前，更加人性化，让市民能够提早进行防范，才更有意义。

应急大联动再难也要上

谈及大气污染防治，厉明指出，在持续污染的状况下，本市环保部门也出台了空气污染的应急方案以及联动机制。然而，这些措施更多的是临时性的、滞后性的、被动的， “污染一出，由环保部门一家推动，其他部门被动接受，全社会主动配合度不高，其治理效果可想而知。”

无论是代表议案和书面意见还是委员提案，指出这一问题的代表委员不在少数。杨新告诉记者，提出建设超级监测站的构想，也有以此为基础，搭建多部门协同防控指挥的构想在。

“比如今天大气稳定，污染物主要来自本地排放，那么可能就要考虑车辆限行等措施；若污染来自北方的大气传输，可能就要考虑上游企业的减排。”杨新称，尽管这样牵涉到多地多部门的大联动，协调操作起来很难，但这是努力的方向。

市政协委员周荣和尹京苑也不约而同地指出，治理空气污染绝不能 “各自打扫门前雪”，因为仅靠上海本身的力量，根本无法单独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只有长三角联合防控雾霾才是长远之计。两人也各自在提案中提出关于建立长三角地区雾霾联防联控的方案意见。

尹京苑告诉记者，建立长三角联合防控雾霾体系给本市和周边省市的环保部门提出很高的要求，落实起来难度较大，但是再难也要提出来，因为这是防治空气污染的大趋势， “早点考虑联动的问题，不断完善联动机制，才有可能让上海远离雾霾天气”。

为此，尹京苑建议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长三角地区各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主抓，相关职能部门主要担责，共同确定长效化工作机制，搭建稳定的沟通协作平台。进而制定高污染联动应急预案，启动区域应急减排措施。一旦预报出现高污染日，立即启动应急方案，分工协作实施应急减排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

推动新能源环保产业发展

常清委员认为，要想治理空气污染，一定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上海新能源环保产业发展，特别是要促进新能源、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上海也要突破技术示范应用上的瓶颈，加大扶持相关成果产业化的力度，加快一批节能环保技术的产业应用。如突破生物质能发电示范应用的瓶颈、推广秸秆的综合利用技术等。

市人大代表尹邦奇则在书面意见中指出，加快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推广不失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有益之举。

尹邦奇指出，本市是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研发和制造基地，技术成熟、产品成熟，可以商业化生产。纯电动公交车不仅在本市成功示范运行，而且在外省市和欧盟等得到推广应用，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但是，在推广过程中，车辆价格高、充电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等问题仍制约着这类车的推广。对此，尹邦奇建议，本市应当加大对纯电动公交车的推广力度，制定出台支持新能源公交车使用和生产的财政专项补助政策。与此同时，协调电力公司，加快纯电动公交车充电站的建设。

在推广 “绿色”产品的同时，常清委员也指出，有关部门也要防止不法商家借PM2.5发不义之财。

据报道，现在网上各种打着“防PM2.5”名头的口罩不少，有的甚至打着 “PM2.5过滤效率大于99%”的口号，创造了日销万只的纪录。而科学证明， PM2.5是非常细的颗粒，网售的 “防PM2.5”口罩噱头大过实效。因此对于这些借机生财的不法商家，相关部门也应该有所作为。

污染日社会服务要跟上

大气污染治理任重道远，难以一蹴而就。如何在大气质量没有根本改善的前提下，将其对市民的影响降到最低？会场内，这个话题的讨论热火朝天。

厉明建议，对于重度污染日应该有一套应急防护措施。首先，建立提醒特殊人群机制：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肺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停止户外运动；督促中小学减少户外运动；建议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其次，建立督导特殊对象机制：倡导公众及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

“其实近年来，本市的PM2.5的总体水平基本保持平稳，变化的是PM2.5的构成，其中的PM1值略有上升。”杨新介绍， PM1恰恰是对能见度影响最大的指标，会带给市民一种 “不舒服”的感受。

如果有了一套成熟的预报机制，那么相应的社会健康服务制度应当同步跟上。 “比如预报了会产生污染的日子，学校就能事先做好停课安排”，杨新向记者谈了他的设想， “目前，正因为没有预报制度，学生到了学校才知道今天严重污染，而要学校当天再做相关安排也很为难。”

杨新建议，诸如此类的社会服务应当形成一套制度，及时对市民提供健康服务指引，才能更有效地降低污染对市民的影响。

常清委员则指出，相关部门还要让市民学会应对PM2.5，并改变不科学的生活习惯，以减少PM2.5的影响。

譬如针对汽车尾气成因，相关部门可以采取宣传、政策引导等方式，让市民出行尽量减少开车，搭乘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针对烟尘成因，相关部门应继续加大控烟、戒烟的力度，劝诫市民不吸烟，远离二手烟；灰霾天气少开窗，可以养点花草……

市政协委员陈丽则从另一个角度关注到处于污染中的人群。她在提案中强调，要关爱户外劳动者，并建议制定空气污染津贴制度。

陈丽指出，环卫工、建筑工等是接触污染空气最多、遭受侵害最大的户外劳动者，他们长时间暴露户外，吸入的污染空气比普通人更多。在现有条件下，用人单位要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口罩等防护设备，将雾霾对他们的影响降低。

此外，还应注意到，雾霾已经成为不少城市常见的“冬季病”，那么从户外劳动者的安全健康考虑，建议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出台相关制度性的规定，就像“高温补贴政策”一样，多给户外劳动者一些实实在在的关爱和保护，在空气污染突破一定限度时，减少他们暴露在大气中的劳动时间，并对他们提供一定的资金或物质补贴。

现状

目前常规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已基本覆盖全市各区县，监测项目包括PM10， PM2.5，二氧化硫等等，已经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污染的总体状况和浓度水平。但依然没有实现全市覆盖，做到事先预报。

其实近年来，本市的PM2.5的总体水平基本保持平稳，变化的是PM2.5的构成，其中的PM1值略有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