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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教授做的主题演讲

    日期:2008-12-01         阅读:2,635次
      美国成为今天世界上超级强国,我觉得这个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不是那些学经济的人,也不是那些军事家们,也不是其他的专家在发挥主要的作用,而是法律专业在发挥主要作用。就从这些构成来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研究为什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了这些律师这么广泛的介入、参与社会方方面面的生活,我觉得这跟我们律师,我们法律工作者,我们的训练,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的人际交往的艺术是有关系的。这些方面,大家经常会感觉到律师是麻烦的制造者,但是我们也看到,律师除了制造麻烦之外,其实律师也跟这个社会,跟这个国家作出很大的贡献,尤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大家都会觉得学经济的人搞经济是天经地义的,就让法律人去当领导干部。这跟美国历史上搞经济最好的总统都是律师出身的,比方说美国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8年,克林顿时代,克林顿就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做过律师,而且克林顿政府当中的这些部长,他的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商务部长、贸易谈判代表全部都是律师,好多是他的同学。到2000年,美国人们可能厌倦了这个虚实古人是很能干,但是律师也经常制造一些花边新闻,美国人决定换一个学MBA的人当总统,布什总统是44日,包括奥巴马是学MBA,结果这个MBA的人本来是希望把经济搞得更好的,但是今天美国的经济怎么样,大家都清楚,但是布什先生这个人是有点本事的,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之后回到他的老家去经商,开了石油公司,得克萨斯州负责不赚钱都是很难的,但是布什先生确实本事非常大,公司搞破产了。学MBA的结果公司搞不好,后来就从政了,经过8年的治理,结果把美国也搞破产了,连带很多的国家都在破产的边缘。这是今年美国人们又决定了,还是请律师来治国比较好,又选了一个律师,这并不是说我们作为律师的,我们不仅仅是做法律业务,当然法律业务是我们的本业,一定要做好。但是我们作为律师,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在清华大学,本人也参与学校的对外筹款活动,我们经常接触很多世界大企业的老板,企业的老板学什么专业,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少大企业的董事长、主席、CEO是律师出身的。比如说去年我们邀请AIG的前主席,他是领导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他一谈他带我们做研究,他一谈,他原来也是一个律师出身的,我发现好多大企业的老板是法律出身的。我们经常跟各国政要在清华演讲的贵宾,他们都对讲者的背景有一个介绍,我发现这些企业的老板确实是非常意思,除了一些政要,企业的领导人也有很多来自我们法律行业。

这是西方美国的一种状况,其实我们看其他的国家,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这些主要的发达国家,谁在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包括法治的大厦,我觉得是这些法律人在支撑着这个国家,在国家现代化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刚才我们提到美国著名的总统像里肯、罗斯福总统,两个罗斯福总统,带连美国经济也是一个法律出身的罗斯福总统,在俄罗斯也是这种状况,俄罗斯原来就是一个欧洲的小国,后来变成大国,我们看俄罗斯的领导人,从列宁,当然到后来也有普京,普京的学弟,梅德韦杰夫,我想法律人在国家现代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他的可持续性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我们为法治大厦的建立做国家,就是为国家的司法的发展,国家法制的发展做贡献。另一方面,也为很自然的去参政议政,为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做贡献。还有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全面现代化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刚才我们谈到法制在过去30年在中国的发展变化,我们法律人的作用在西方的情况,我们中国法律人在过去30年,甚至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在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法律人的作用同样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大家知道,五四运动的时候,陈独秀先生突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说我们国家为什么老是被人欺负,老是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他说我们缺乏两位先生,他没有说两位女士,一位是德先生,一位是赛宪政。我们感觉,这两位先生非常的重要,要有民主,要有科学。但是还有一位先生,也很重要,而且是长期被我们忽视的,就是“劳先生”或者叫“法先生”,如果没有第三个先生,我们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我们投入不可谓不多,中国人民为民主事业的发展也不可谓不大。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有“法先生”的参与,中国的科学、民主、经济发展将会更加健康,速度更快。

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我们回顾这30年,我们律师在国家的作用,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从一开始,仅仅做刑事代理,我们的业务就是刑事代理带来,后面进入民事代理,到企业,我们国家的企业,国有公司到私人公司,纷纷的成立法务办公室,律师的业务就扩展到经济领域了。到后来,我们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也成立法制工作办公室,完善司法行政机构,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变化。好象在广东有不少的政府现在聘请律师做法律顾问,作为政府律师,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非常好的态势。1998年,江泽民主席(当时国家主席)在接见中国法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讲话,当然这个讲话好象没有正式的对外发布。他就讲,我们法律工作者,在国家的作用应该是得到提升的,他就说了,我经常接待外国领导人,一谈就是法律出身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国家很多是工程师出身,他说将来是需要法律界更多的去参加社会各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段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印象深刻。今天我们看改革开放30年毕业的大学生,在各行各业工作者,在国家的各方面提升最快的,应该是法律出身的,包括政治、经济领域出身的,是法律出身的,比率最大的也是法律出身的。包括我们去年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负责我们主权基金投资的高新庆先生,原来是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最早开始从事政府法律业务,在中国证监会当首席律师,也参与了我们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筹备工作。所以,我觉得律师必须要全面的参与社会生活,这样才有可持续的发展,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限于我们传统的职业的范围,一定要有更广阔的思维。我们要把实现这个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要认识到律师的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我们经常讲,今年我们国家有很多大悲大喜的事情,发生了南方的雪灾,包括汶川地震,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我们财产损失就不记了,但是我们损失了很多兄弟姐妹。但是我们看一看,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从人类历史上来讲,这种天灾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如果跟人祸相比的话,不是说不计,应该说不是很小的,个中人为的矛盾解决不了,或者说两个组织之间的纠纷解决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纠纷解决不了,引发的内乱、混乱甚至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远远大于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损失了几千万人,哪一个自然灾害有这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民就献出了3千万人的生命,什么灾难、天灾会有这么大的损失呢?为什么人类会有这么多的纠纷解决不了呢?为什么这些纠纷不能按照公开、公平、合理的法律程序来解决?实际上我们社会发展,有人就说,中国经济发展很好,好象我们法制马马虎虎,法制是一般,好象这个法制不好,经济也可以发展。我们前几年请梁永帮(先生)到清华大学演讲,他说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经济发展与法制马马虎虎,经济可以发展,如果我们的法律健全,中国的法制好,中国的经济将发展得更好。我们现在很多大量的社会矛盾,包括公司、企业之间的法律冲突,法律纠纷,如果能够得到更加高效、科学合理、公开、公平、公正的解决,我觉得它会减少很多社会的成本。也就是说,我们律师我们不会跟社会创造很多就像企业家一样,创造很多实实在在的财富,但是我们可以减少这个社会的纠纷,这些人为不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带来的损失,我们可以减少这些损失。

这些就是我们律师对社会,对国家承担的责任。我们的职责就是定分执政,构建法制,提供社会发展的法律解决的方法。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认识到我们对国家,对我们的社会所承担的重要责任。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国家全面现代化,对我们的法制,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我们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本人,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我们愿意与各位律师一道,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共同努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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