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法律讲堂”

日期：2012-03-22     作者：杨 波

1月19日，龙年春节即将到来。作为市律协监事在列席完理事会后，黄绮副会长当面向我约稿，并且定下题目为“我与‘法律讲堂’”。在这岁月更替之际，蓦然回首，发现自己走上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已经四个年头。坐在半岛书斋抬头凝望，窗外的细雨无声地扑在窗户上，在玻璃上洇出片片水花，将我的思绪带入回忆之中……

糊涂登上讲台

2008年9月份，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来上海物色主讲人，我和本市百余名律师同仁参加了选拔。12月份，我到中央电视台进行试镜。宽阔的录影棚里，只有几部摄像机和默默工作的摄像师，放眼望去前方黑洞洞空荡荡一片，讲案件的时候就像在无垠的大海中漂浮，浑身充满无助感。当我茫然地走出录影棚，就见编导李妍老师从导播室里疾步走来，她兴奋的神情告诉我，我可以成为“法律讲堂”的主讲人了。
没有录节目的岗前培训，也没有颁发讲课标准，我在“法律讲堂”栏目上岗了。虽然担任过20年的高校老师，并且习惯了讲台。但是，坐在录影棚的讲台后面，看着面前空旷的场地和冰冷的机器，我在讲给谁听？没有听众我如何进行交流？我要向哪位主持人学习？一连串的问号堆在心中，我感到十分迷茫。我虽然每个月都去北京录制节目，但是内心仍然没有找到感觉，如堕五里雾中。一天，我从《人民铁道报》社（节目录影棚所在地）回住处央视“影视之家”的路上遇到了李妍老师。我疑惑地问她，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主讲人？她笑着对我说，没有固定的模式，你就按照自己的风格讲。“法律讲堂”的主讲人如果要挑法学理论深的，我们可以找大学老师；如果要挑会表演的，我们可以找演员。之所以找律师，就是因为你们贴近群众，办理过许多案件，能把法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她的这番话让我明白，原来我无须效仿他人，只需要本色出演，精心做好“法律讲堂”的节目即可。

改版找到自我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法律讲堂”对于干了二十几年律师和老师的我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就在我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我的编导换成了李燕佳老师。总编导杨晖告诉我，她是个经验丰富的编导。但是，每次录完节目我征求她的意见时，她总是惜字如金淡淡地说，还行吧。为什么她没有表示满意？为什么她会说我的状态绷得太紧？难道我应该笑着讲矛盾对立的案件吗？无数谜团又像乌云一样遮住了我的心灵，几乎一年间我都陷入寻找光明的迷茫之中。我观摩过其他主讲人的节目，也对比了电视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可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在荧屏上？2009年11月3日，我的节目《两个新郎一个新娘》收视率达1.4，李燕佳老师告诉我这个收视率创造了男主讲人的收视纪录。但是，我的状态并没有达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也没有形成录制节目的定式。
2010年“法律讲堂”栏目进行改版，主讲人由坐着讲案件变成了站着讲，而且中途还要走动讲解题板。当我迎着灯光从汉谟拉比法典背景板后走出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找到了当年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的感觉。录完节目回到化妆间，编导李燕佳老师终于笑着对我说，这一期录的不错。千年铁树开了花，我终于找到了录制节目的状态，心中云开雾散。

磨秃了笔杆子

在“法律讲堂”栏目做主讲人，自己要先写好稿件，这让不少律师为难，连出色的女主讲人余婧律师也常常感慨稿件难写。我年少时处在文革后期，心中革命理想是成为像浩然一样的作家。所以，我经常以讲故事为条件，换取比我小的邻居为我挠痒痒。1978年考上大学后，虽然身为政教系的学生却读了许多文学著作。后来在写“法律讲堂”稿件时，这两个年少时的特点让我受益。“法律讲堂”栏目的稿件与一般文章不一样，不但要有节奏感和曲折性，还要口语化，要朗朗上口。
寒来暑往，沿着苏州河畔步行上班，变成了我构思作品的时间，等到腹稿成熟，我会动笔一气呵成，写作速度也由两天一篇变成了一天一篇。日积月累，几年间写了60余万字的作品。2010年5月，央视“社会与法”栏目在北京召开“法律讲堂”研讨会，我获得了栏目“最佳撰稿奖”。古语云，有得必有失。虽然我掌握了“法律讲堂”稿件的写作定式，但是其他稿件的文风却退化了。《中国新闻周刊》编辑黄老师曾经几次向我约稿，而我已经胆怯，不敢动笔写诙谐轻松风格的随笔了。

承包春节特别节目

去年10月份，此时我的总编导已经换成刘念老师。她几次跟我讲起录制2012年的春节特别节目，设想请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先生与我一起主讲，她讲案件经过，我进行法律评析。她希望我来写稿件，我当即承诺。11月初，我写了七篇与春节有关的稿件发给了刘念老师。由于原定是刘兰芳主讲案件，我只在法律评析时讲几句，所以交稿后我就处于高枕无忧的状态。结果，到了11月21日，离录制节目还有4天时间，刘念老师紧急通知我刘兰芳因故不录了，让我一个人完成录制任务。
一次录七期节目，不但我以前没有过，在“法律讲堂”栏目的历史上也没有过。这对我的体力脑力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时间紧任务重，我也只能“不用扬鞭自奋蹄”了。刘老师还叮嘱我要穿中山装录制节目，而我只有两件唐装而没有中山装。所里的同事急忙到南京路上帮我搜寻，结果没有发现适合我的服装。情急之下，年轻的同事提议到互联网上购买。感谢网络的发达，终于定了北京一家网店的服装，并且让店家第二天直接送往“法律讲堂”栏目组，结果这套服装派上了用场，并且被确定为我以后录制节目的御用服装。四天之中，我完成了“春节那些事儿”特别节目的录制。最后走下讲台时，我感到嗓子发痒，声带疲劳，双腿十分沉重。录影棚里响起刘念老师亲切的话语，感谢杨老师，辛苦了！

上海律师的责任

        我曾经粗略地算过一笔账，每一次到北京录节目，“法律讲堂”栏目花在我身上的钱就有几千元；同时，又为主讲人提供了近30分钟的荧屏露面机会。众所周知，央视的时间是宝贵的，广告是论秒收费的。这不由地让我想到了“责任”二字，站在讲台上不仅要对得起央视的信任和付出，还要对得起律师的称号和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讲课在观众中进行普法宣传。我发现不仅我这样认为，当时上海去的一批律师都非常认真。陈云芳律师的普通话带有上海口音，她天天在家打开电视机跟电视台的主持人学普通话，以至于有一天电视机开着而她却没有出声练习，奶奶就奇怪地问，今天为什么不学普通话了？沈翼敏律师在家中架起摄像机，自己一边讲一边录，然后回看总结经验。上海律师的认真得到了“法律讲堂”栏目制片人和编导的认同，这或许就是海派文化的特点，责任让我们勇于担当。
        屈指算来，我在“法律讲堂”已经录制播出80余期节目。瑞金医院的医生看病时认出了我，观众也从澳洲、加拿大和国内各地打来电话咨询。远在哈尔滨的小学同学，近在咫尺的小区保安，知道我在“法律讲堂”录制节目的人越来越多。我明白，不是我每月在荧屏上的短暂露面碰巧被他们看到，而是“法律讲堂”的品牌效应使他们经常观看，而我不过是这生动的法律课堂上一个讲述案件故事的律师而已。●
        （作者单位：上海市德尚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