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救人,律师救世?

    日期：2006-09-12     作者：魏城    阅读：3,820次

        在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的“职业子系列”中，我已经写了老板、职业经理人和外企高级雇员，这一集则涉及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人士。顾名思义，专业人士是靠自己的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吃饭的人。专业人士有很多类别，我这里只写专业人士中的医生和律师。

在西方，谈及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便不能不提到两类职业：医生和律师。按照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和实践，医生和律师位于社会分层的高端。例如，英国自从2001年开始采用的“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阶层分类（NS-SEC）”中，医生和律师便被列入第一类分层中的“高级专业人士”之中。

西方中产阶级也像中国人一样，“望子成龙”。不过，他们心目中的“龙”，多数情况下不是“官”，而是医生或律师。

由于历史的阴差阳错，医生和律师在现代中国的地位，显然远远达不到西方同行的那种高度。不过，这两类职业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迁，似乎又不能等量齐观：“文革”期间，中国“消灭”了律师这种“资产阶级职业”，地位自然也无从谈起；医生职业无法“消灭”，而且特别凸现其重要性，当时整个医生职业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赤脚医生化”过程：社会地位很高，但经济收入很低。经过近30年的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律师职业从无到有，社会地位逐渐改善，经济收入则如火箭般窜升；同样经过近30年的经济改革和近10年来市场化导向的医改，医生职业与“文革”时期相比，却经历了某种“反向移动”：某些医生和医院的经济收入如火箭般窜升，但社会地位和民间声望却如自由落体般直线下坠。

尽管如此，专门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仍然把这两类职业划入新兴的中国中产阶级。不过，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并不讳言，虽然医生和律师的经济收入近些年来大幅度提升，但其社会声望总体而言并不是很高。中国《社会学研究》杂志去年刊登的一项当代中国社会职业声望得分排行榜也显示，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官员（市人大主任、市长、法院院长），律师排名第16位，还比不上机关科长，医生排名第29位，甚至低于机关科员。

这次在中国，我采访了几位律师，其中的上海律师田波和重庆律师邓亚岚，分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毕业的法律院系大学生，他们对各自毕业时同学们择业取向的叙述，凸现了时代变迁对律师地位微妙而又显著的影响。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邓亚岚的大学时代，是在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度过的。“我上中学时，看过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一个角色是律师，我觉得他挺牛的，所以选学了法律。但读了法律以后，我才发现，那时的律师，地位非常低。” 邓亚岚快人快语，言辞直率，“到了1989年，我毕业时，同学中没有什么人愿意当律师，只有那些成绩不好、也没有什么活动能力的学生，才去司法局当律师。”。

邓亚岚毕业时也没有选择当律师。她先去成都师专当了三年教师，然后调到了重庆一家检察院，一年之后，她又“下海”，先后在两家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屋销售工作多年，到她最终转入律师这一行时，已经是九十年代下半叶了。

而那恰恰是田波考虑择业的时候。如今在上海海众律师事务所担任副主任的田波是山东人，1994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到1998年毕业时，田波和他的同学们的择业取向，已与邓亚岚毕业时的景观截然相反：“我们同学中大部分人都选择当律师，或者去外企，进机关或者去公检法的人大概只有10%。”

不到十年，法律专业学生择业取向为何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作律师，对个人能力的发挥更有利一些，而在公检法，也许受到的各种束缚更多一些；此外，作为留在上海的外地学生，干律师，走向成功的概率更高一些。”田波说。当然，律师收入在这不到十年中的大幅度提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收入方面，做律师最初可能很辛苦，也挣不了太多的钱，但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律师收入增长的加速度，肯定要比公检法快很多。”

这两个因素也是邓亚岚后来转行干律师的主要原因。如今，田波和邓亚岚都是颇为成功的律师：刚过30岁的田波当上了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半路出家当律师的邓亚岚也做到了“合伙人”这一步，前些年，她还入选英国政府出资的一个培训项目，被派往英国进修了一年。他们两人近些年来的平均年收入也都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

对邓亚岚来说，律师的政治地位也在近些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善：“2001年，我们律师事务所受重庆市人大委托，独立起草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律师直接参与立法，这还是中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也算是中国律师参政议政的一个体现吧。” 邓亚岚回顾当年的那一段经历，至今的口吻中，似乎还带着一丝兴奋、一丝自豪。

但对田波来说，中国律师迄今为止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口碑仍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政治上也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律师的收入也差异悬殊：不仅地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即使同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顶尖律师和普通律师的收入也能差上数百倍、甚至数千倍。这也是他并不认同“中产阶级”的理由所在：“我们去法院办案，总是能够感受到某种歧视。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对律师总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即使是邓亚岚也承认，律师的高收入并不一定为这一职业带来相应的尊重，“我丈夫也是学法律出身，他就不想当律师。他在法院干过，他知道律师在法院的遭遇。他说过，我受不了那份儿气！” 邓亚岚笑着说，但她的笑容掺杂着某种尴尬和苦涩。

离开上海的前一个晚上，我的一个作律师的老同学请我吃饭，为我践行。

席间，他讲了一个笑话：前些年，上海《新民晚报》曾经刊登过两幅漫画，一幅画的是，一位律师一边数钱一边说：“嘿嘿，这笔赚得真爽！”；另一幅画的是，一位律师遇上久违的朋友，朋友问：“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呢？”律师回答：“我现在不当厨师了，自行车也不修了，当律师啦！”

我的这位律师同学笑着对我说：“这两幅漫画在上海律师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还专门写信抗议呢！”他笑得倒很开心，好像他是局外人，不是干律师的。

良久，他才认真地说：“你这次来中国采访中产阶级，我倒觉着，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概念，并不是收入达到某个线的人就能划为中产阶级。律师在西方地位非常高，他们不仅收入丰厚，而且参与安邦治国，匡危救世，许多政治家都是律师出身。但在中国，律师收入虽然高了，但社会地位和口碑却不高，即使中国的律师个个收入上千万，如果你在民间的形象就像那幅漫画所描绘的那样，你也算不上什么中产阶级，你再抗议也没有用……”

不过，我没有听完他接下去讲的话，也顾不得喝完杯中之酒，便匆匆起身告辞。这位老同学不解，但待我说明原因后，他一点儿也没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