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维权律师的辛辣：免费之路能走多远

    日期：2006-12-29     作者：新华网河北频道    阅读：2,828次

     遭遇恶意欠薪、出现工伤维权无门……农民工常常被这些问题困扰着。２００６年，北京、河北等６个省市相继成立了专为农民工维权的公益法律援助组织。专门的机构、专业的人员，为农民工诉求法律支持开辟了“绿色通道”。但同时，这样的新生组织也遇到了资金紧张、人才短缺等难题 。对于全国近１２万名律师群体来说，不足百人的专职“农民工维权律师”仍只代表一种象征意义。

    有这样一些律师，专门免费为农民工维权

    ２００６年１月，山东籍农民工徐延格一纸诉讼把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起因是他虽然在肯德基工作，但并不是公司直接聘用员工，肯德基要求其与另一家劳务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徐延格去年被肯德基辞退后，要求肯德基按工龄支付经济补偿金，但被以是该劳务公司派遣员工、与肯德基无直接劳动关系为由拒绝。不久后的结果是“肯德基宣布在全国取消劳务派遣”。对于全国超过１５００家的肯德基餐厅的员工而言，新成立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是他们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直接推动者。

    作为国内首家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法律组织，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依托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但它与律师事务所办案的最大区别是非营利性，只要是农民工的法律诉求他们会无偿援助。而相对于司法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而言，它没有财政全额拨款，只是一个每办一个案子享受政府８００元补贴的社会组织，更大不同在于这一组织专门为农民工而设。

    “‘肯德基’案件，一般的律师也许会当作个案处理，而我们是专业的农民工维权律师，研究得要深些，当时调动了七八个律师，整理了几万字的研究材料。”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佟丽华说，专业律师是维权的关键。农民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话语权的缺失，当其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缺乏专业律师的有效帮助。她们长期研究农民工侵权案例，经验丰富。

    继北京市之后，河北、天津、宁夏等５个省市的律师协会在政府支持下，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专职律师近百人。石家庄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齐明亮说，成立半年多来，共接待案件３０００多件，受理２００多件，已办结８０多件。年关将至，有关恶意欠薪的案子让他们中心４个律师应接不暇。

    日前，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与联合国开发署协商达成协议，由开发署提供资金，将支持１５个省的律师协会设立专门农民工维权机构。

    农民工维权律师”的酸甜苦辣

    梁永安是石家庄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一名律师，人们习惯地称呼他“农民工维权律师”。他对记者说，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自我保护能力差，相关法律证据难以取得，作为律师在为农民工维权时难度也相当大。

    为农民工维权常常要外出奔波，梁永安记得今年３月办理一起工伤案子时，到用人单位被门卫拦住，还遭言语威胁，当时天气寒冷，他与农民工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出门的企业负责人“堵”住。此后，又上门找了三次，才得到赔偿。

    梁永安说，他的经验是，办理农民工的案子能不走仲裁、诉讼程序就不走，因为农民工往往由于缺少劳动合同等相关证据而处于被动地位，另外，走这些程序时间长、费用高，很多农民工拖不起。因此，多数案子都是通过与用人单位协商去解决。在协商中，很多用人单位处处设置障碍，有一次向一个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单位反复宣讲法律政策，并指出“如不兑现工资，农民工可能出现过激行为”的事实，对方答应第二天支付工资。然而第二天，包工头却说农民工损坏了工具，要扣除一部分工资。经过数小时的争论，对方才让步支付了全款。有时候，欠薪单位私下里认可事实，但当着律师面却不承认，就得找证据，如让农民工怀揣录音机与老板交谈，引导其说出欠薪事实，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农民工维权律师”在锻炼中成熟。为了能够有效地说明农民工维权的艰难，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还完成了３万多字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该工作站主任佟丽华说，她们提出的很多具体、可操作性意见，得到立法官员、政府官员的欢迎，这是长期办案积累的结果。

    资金和人才仍是难以逾越的“坎”

    资金决定着一个公益法律组织能否维持和健康发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调查发现，已在６个省市组建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普遍存在办案资金不足问题，当地政府给予的部分办案补贴明显不够用，周转资金缺口一般由挂靠的律师事务所自筹。

    石家庄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齐明亮说，他们每办一个农民工维权案子可得到政府５００元补贴，这点钱根本不够。他算了一笔账：以每年办理１００件案子计算，可得政府补贴５万元，但４名律师每月要发基本工资６００元，办一个案子补贴２００元，房租每年支出１２００元，加上其它日常办公所需的电话费、宣传费等，一年正常运转至少要１０万元，资金缺口都得由挂靠的律师事务所补。

    齐明亮说，联合国开发署的资金支持是一个福音，但能够解决多少资金还说不准。他希望政府部门加大资金投入。

    除了资金问题，专业的公益律师的稀缺是制约国内农民工公益法律组织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齐明亮说，目前有关农民工的维权案件逐年上升，而国内现有的近１２万名律师中，专为农民工维权的律师还只有四五十人，公益律师组织待遇低，很难招到非常合适的优秀人才，即使招到也很难长久。他希望有更多的法律专业大学毕业生能够致力于从事这一光荣职业。

    一位专家指出，北京有８００多家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占全国律师总人数的７.５％，每年北京律师协会掌握资金达３０００万元以上，但专职农民工维权的仅一家，这种由律师协会倡导的公益律师仍处于一种象征意义。